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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通高74.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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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邢都、燕下都、战国中山国、邯郸赵王城……诸多古城曾在这片土地上诉说繁华。

  我们生活的城镇乡土,曾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我们司空见惯的这片平坦大地,如何孕育出这样的繁盛和神奇?我们早已熟知的风物背后,蕴含着哪些奇特的大自然密码?我们的先人又用怎样的辛勤和智慧,创造了影响至今的璀璨文明?

  村边一处4米见方、2米多深的土坑里,几位考古工作者正小心翼翼地清理土层。

  在土坑最下层的地层里,几片刚刚出土的瓷器残片,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这些似乎并不起眼的青瓷残片上,有几点酱褐色的点缀。

  与造型精美、装饰华丽的古代官窑瓷器相比,这几枚瓷片显得质朴粗陋,简单的装饰技法貌似十分平常。

  但正是这些瓷片,将磁州窑观台窑烧造区域的烧造年代由以前认知的五代末、北宋初提前到了唐代。而这些貌不惊人的酱褐色点染,足以改写河北古代陶瓷史。

  磁县冶子村向北30公里,在太行山东麓向河北大平原过渡的同一片平缓台地上,有一个在中国考古界赫赫有名的地方——邯郸武安市磁山镇磁山村。

  磁山村村东,有华北地区新石器早期重要文化遗址——磁山文化遗址。磁山文化出土时,曾经创造了11项当时的“世界之最”。这里的考古发现表明,早在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经开始种植谷物、饲养家禽,制作生产、生活用具,进入了最早的文明。

  几只质地粗糙、表面已经有些剥落的陶器,被整齐地陈列在博物馆内的显眼位置。这些看来其貌不扬、甚至有些简陋的陶器,是我国现代考古中最早发现的素面夹砂陶。

  素面夹砂陶的出土,证明磁山地区是我国迄今已知最早烧制陶器的地区之一——比以人面鱼纹彩陶而闻名的半坡文化,还要早上千年。

  以武安磁山为起点,循着河北陶瓷发展的历程,在地图上画一条线,就不难发现,河北陶瓷的主要脉络,始终没有离开过太行山山前平原。

  从色彩,到质感,到装饰技法,这片山前平原赋予中国瓷器独特的血脉和底蕴,堪称浓缩了元青花出现以前的“半部中国陶瓷发展史”。

  一只其貌不扬的青绿色瓷尊,静静地躺在“河北商代文明”展厅的角落里。它的测定年代比目前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古瓷窑址——福建泉州苦寨坑原始瓷窑址的年代,只晚了300年左右。

  从陶到瓷,仅一字之差,背后却是古代陶瓷烧制工艺划时代的飞跃。除了烧制温度不同之外,陶器和瓷器的烧制原料也大有不同:烧制陶器的原料是遍地可见的普通粘土,而瓷器的烧制却需要一种特殊原料——瓷土。

  瓷土,是由云母和长石变质,并导致其中的钠、钾、钙、铁等金属元素不断流失而生成的一种自然资源,这种早期通常发现于山脉与山前平原衔接部的特殊瓷土,是大自然的独特恩赐。

  虽然和天下闻名的的江西景德镇高岭土相比,这种瓷土结构较疏松,颗粒粗,铁、钛等着色杂质含量高,但它却哺育出了河北最早的青瓷窑场——1500多年前的北朝时期,位于磁县的贾璧窑和峰峰矿区的临水窑就已经开始生产瓷器。

  青瓷,是瓷器最早呈现给世人的样貌。原始青瓷那种青中透黄的颜色,是瓷土中含铁杂质过高带来的无奈结果。从青瓷到白瓷,是中国古代瓷器烧造的又一次飞跃。

  1980年6月的一天,“临城县邢瓷研制小组”的几位成员,沿“临祁公路”一路北上,试图破解一个失传已久的千古之谜:中国北方最早烧制白瓷的窑场——唐代邢窑的窑址,到底在哪里。

  “临城唐代邢窑遗址被发现以前,根据古代文献记载,陶瓷考古专家们曾在位于临城以南的内丘县找了几十年,却无功而返。因此,对于在临城境内的寻找,大家心中也没底。”近40年过去,作为这趟发现之旅的亲历者之一,邢台市邢窑研究所所长张志忠记忆犹新。

  当天,研制小组的陈二印和陈月恩一行人在临城县祁村和西双井村发现了三处窑址。更令人兴奋的是,这一次,他们不仅捡到了粗白瓷,还发现了洁白如雪的细白瓷。

  “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两件典型标本,一件是细白瓷‘短流鼓腹执壶’残片,一件是细白瓷‘唇沿浅腹璧足碗’残件。这两件标本胎质细密坚硬,白度很高,历经千年仍然焕发着光彩——这与文献中记载的唐代邢瓷‘白如雪’的特点十分吻合。”谈起当年的发现,张志忠仍然印象深刻。

  经过进一步发掘和相关专家的鉴定,临城发现的瓷窑遗址被认定为“唐代邢窑”。

  临城邢窑遗址发现后,内丘县也重新开始了对邢窑遗址的地毯式调查。经过近两年的调查,在内丘方圆120平方公里的区域先后找到了28处古窑址,发现了大量的精细白瓷以及专供宫廷的“盈”字款的唐代邢窑瓷器。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邢台市区和邢台县、隆尧县也相继发现了时代约为北朝时期的邢窑早期窑址。

  经过不断的考古发现,今天我们已经确知,唐代邢窑,是一个以内丘为中心、“跨州连郡”的庞大窑区。它在当时的规模和产量,正如唐代李肇在《国史补》中所描述的那样,“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在中国的陶瓷历史上,从商周以来,一直是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正是邢窑的成功兴起,宣告了这种单一格局的结束,并由此开创了中国陶瓷‘南青北白’的体系。可以说,邢窑在中国陶瓷史中的地位是划时代的。”已故中国陶瓷考古研究权威叶喆民生前曾如此评价。

  在陶瓷的历史上,无论后来的各种釉色多么绚丽多彩,纯粹的白色却是人们最早的追求。得天独厚的河北山前平原,为中国瓷器提供了一种真正的、无可挑剔的白——邢窑白。

  它不仅重新定义了中国瓷的底色,也由此使中国瓷器步入一个全新的境界:人们开始努力打破自然的限制,随心所欲地去追求和探索想要得到的色彩。

  如果说邢窑的辉煌带有某种得天独厚的幸运,那么燕赵大地彪炳于中国陶瓷史的另一个名窑,则在天赋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现了伴生于这片土地上的智慧和灵巧。

  随着拉坯机上的转盘开始快速转动,庞永辉双手捧泥,置于转盘之上,眼看手捏,手随心动。短短十几分钟时间,一团不起眼的坯泥,已经变成一只线条流畅、胎薄如纸的瓶坯。

  手到器成、器成泥尽,瓶坯成型后,泥刚好用完,一点不剩。而庞永辉除了双手因拉坯沾泥之外,袖口和身上都干干净净。拉坯机的台面和周围也很整洁。

  定窑,是中国历史上贡御时间最长、文献记载最多的窑口,曾以生产洁白素雅的定瓷著称于世。在宋代五大名窑“定、汝、官、哥、钧”中,只有定窑产白瓷,其他四个都属于青瓷。

  虽然和邢窑一样属于白瓷,但作为“后来者”的定瓷却并不仅仅是以洁白闻名于世。

  拉坯成型的瓷胎,在经过几天的自然阴干之后,还将经历上釉烧制前的另一道重要工序,刻花。

  庞永辉的同事、61岁的中国陶瓷大师和焕,就是今日定瓷刻花、印花技艺的集大成者。

  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中唯一一个烧制白瓷的窑口,定窑既不追求华丽的釉色,又改变了邢窑固守素器的传统,它以灵动变化的装饰艺术见长,刀刻、竹划、模印……尽其所能。如今我们在素色陶瓷装饰上能看到的装饰技法,几乎都已被定窑探索到极其成熟的程度。

  得天独厚的定窑在白瓷追求尽善尽美的道路上登峰造极,瓷土杂质含量偏高的磁州窑却在先天资源受限的情况下独辟蹊径。

  在今天邯郸峰峰矿区彭城镇滏阳西路上,有一座朱门、灰瓦、青砖的大型建筑——磁州窑盐店遗址博物馆。博物馆内,现保存有元代、明代、民国窑址各一座,老作坊三间。

  而在距此几公里外彭城镇富田村的南山坡上,则是磁州窑富田遗址博物馆。遗址内,两座完整的元代馒头窑以及数座明、清、民国时期的馒头窑被保存至今。

  在彭城镇,像这样大大小小的磁州窑窑址有数十处,而在地下数米到数十米深处,更是有数以百计的古窑址在沉睡。

  磁州窑,中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它自北朝创烧,历经隋唐,到宋金元时期达到鼎盛,经明清至今,历千年不衰,是我国历史上烧制时间延续最久的窑口之一。

  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位于磁县的磁州窑观台窑址第一次发现了点彩装饰技法,在此基础上,人们曾一直认为,磁州窑的毛笔点彩装饰技法最早形成于北宋早期。

  “2016年冶子窑唐代地层最新出土的点彩装饰器物标本表明,点彩装饰技法在唐代已非常成熟。窑工们用毛笔工具在器物上,或绘太阳纹、菊花纹、草叶纹,或点绘斑点,从而改变了北朝、隋代以来瓷器的单色釉装饰局面,为后来磁州窑发展形成独特的装饰风格奠定了基础。”磁州窑博物馆馆长赵学锋表示。

  到北宋,磁州窑借鉴外地窑口经验,形成了以毛笔书画装饰技法为主流的独特风格——“白地黑花”。

  磁州窑毛笔书画装饰技法,在瓷器史上首开书法绘画装饰的先河,彻底打破了南北陶瓷单色釉装饰的局面,不仅在当时引领了新潮,对后来的很多名窑也产生了影响。

  “素胚勾勒,笔锋浓淡”,磁州窑这种开创性的装饰技法,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后世中国瓷器最主流的一种产品——青花瓷。

  在中国陶瓷史的研究中,元青花的出现一直被誉为“横空出世”:它没有像其他著名窑口那样,经历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阶段,一露头角就成熟工整、近乎完美。

  “元青花瓷器出现以前的景德镇,是一个生产素白瓷和青白瓷的窑场,未曾烧造过以毛笔为绘制工具的瓷器。近年来有研究人员根据有关文献认为,当时绘制青花瓷器的工匠很可能就是因战乱南迁、具有良好绘画基础的磁州窑工匠。”赵学锋表示。

  匀净纯粹的白瓷底色,精美成熟的制作工艺和装饰技法,开创性的毛笔绘制……以邢窑、定窑、磁州窑为代表的河北古代瓷器窑口,不但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更在之后的千百年里走出了燕赵大地,对中国古代瓷器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因此可以说,河北太行山前这片神奇的山前平原,也是中国古代瓷器发展孕育的重要渊薮之一。

  当我们把观察的视角提升到高空,这些古代名城名镇的分布密码就不难破解:海河、滦河两大水系犹如两把巨大的扇子,每条支流就是一根扇骨,每根扇骨都对应一座座城镇或渡口。

  中国国家博物馆南9展厅内却人头攒动,十分热闹。由国家博物馆与河北博物院共同举办的“汉世雄风——纪念满城汉墓考古发掘50周年特展”,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客冒着严寒前来参观。

  铜朱雀衔环杯、错金铜博山炉、错金银鸟篆纹壶、鎏金银蟠龙纹壶、透雕双龙纹白玉谷纹璧……在151套724件精美的出土文物中,“躺”在展厅正中最显眼位置、毫无争议地吸引着最多目光的,是满城汉墓的主人、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通长1.88米,每件玉片的大小、形状都经过严密设计和精心加工,玉片角上穿孔,以金丝编缀,整件玉衣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1100克。

  “玉衣又称‘玉匣’,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的葬服,也是汉代最具特色的丧葬用玉。”现场解说员告诉人们,满城汉墓出土的刘胜夫妇的两具金缕玉衣,是我国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的保存完整的玉衣,正是它们为人们揭开了金缕玉衣之谜。

  刘胜是汉景帝刘启之子,身历汉景帝、汉武帝两朝。当时,汉朝国力发展到极盛,汉人事死如事生,满城汉墓规模宏大的墓室,极尽奢华的金缕玉衣和鎏金、错金银、镶嵌工艺文物,彰显的正是西汉最强盛时期,河北大地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

  汉代的中山国,正处于“纂四通神衢,当天下之蹊”的太行山山前平原,无论是中山靖王墓所在的满城,还是中山国的都城所在地定州,都是建城至今已两千余年的古城。

  郭守敬大街—中兴路口一带,是今天邢台最繁华的市区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邢台市粮库就建在这里。

  很少有人知道,60多年前,正是由于兴建这座粮库,人们才彻底揭开了邢台这座黄河以北第一古城的身世之谜。

  “邢台文明的发展史和中华文明是同步的。”邢台历史文化研究带头人翁振军介绍。

  “公元前17世纪,西方姜姓井族顺河水东移,迁徙到了这里。”翁振军介绍,邢地土肥水丰,百泉竞流,故称“井方”,井族在这里凿井筑邑,后来合“井”“邑”二字为一字,就成为“邢”字的起源。

  关于邢台建城历史的起点,最早的文献记载定格在了3500年前。《竹书纪年》记载:“甲辰九圯,祖乙徒都于邢。”《史记》中,也有“商祖乙迁于邢”的记载。

  祖乙是商朝的第十四任君主,也是商朝历史上的三大明君之一。祖乙即位之初,为远避洪水,派人在全国各地选址,最终才决定在水源丰盈、气候宜人的邢地安都,并大兴土木在此建城。这也是邢台辖域有史以来首座见于文献记载的、具有王朝城邑规模的城市。

  “邢台历史悠久,但早期相关的文献记载很少。”翁振军说,关于商代都城“邢”是否就在今邢台市,历史上曾一直存在争议。

  工地现场发现了大量古物,国家和河北省联合考古队对此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发掘。据参与发掘工作的人员回忆,当时出土完整的或可复原的器物能够装一车皮。

  曹演庄遗址包含两个时期的文物堆积。第一层为战国文化层。第二层和第三层为商文化层,从遗址出土文物判断,属商代文化早期,早于殷墟文化,与祖乙迁邢的年代大体相当。

  事实上,从商代到东汉时期,在长达1800余年的岁月里,在如今河北省的范围之内,曾出现过110个方国、王国、诸侯国。商邢都、燕下都、古中山王城、赵邯郸王城、曹魏至北朝时期的邺城……名城荟萃,古都云集。

  千百年以来,海河水系横切太行山脉后进入华北平原,各支流冲出太行山后,在山前地带形成了一连串冲积扇,这里水土条件适宜,无洪水大浪,成为最早的文明发祥之地。

  这些早期人类文明沿着太行山东缘地带集中分布,形成了一条纵贯南北、与太行山平行的特殊走廊。燕下都、灵寿故城、邯郸、邢都、邺城等古都,无一例外都在这条廊道之上。

  1949年10月1日,一个三天前才取道香港回到祖国的中年知识分子,兴奋地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在1949年最新完成的英文博士论文《北平历史地理》中,侯仁之开创性地提出了“古代太行山东麓大道”的概念,指出“那些可以上溯到早期历史阶段的商周两代的县城。无一例外地,它们全部沿着大平原西部边缘地带集中分布……古代大平原上最早兴起的重要城市,都相继在这条大道经过的狭长地带上诞生。在这些重要的城市中,商代后期重要的都城殷、战国时期赵国都城邯郸、周代早期的地方政治中心邢台和定县,以及燕国都城蓟城,尤为著名。”

  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开创者、中科院院士和“中国申遗第一人”的侯仁之,在博士论文中提到的燕国都城蓟城,就位于太行山与燕山交界处的北京房山一带。

  因为历史上曾是燕国的都城,北京素有燕京的旧称。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燕国国力鼎盛时期所建的都城燕下都,位于同属于太行山东麓大道上的河北易县。

  走进河北省博物院三楼“慷慨悲歌——燕国故事”展厅,有一件青铜展品陈列在进门处最显眼的位置。

  这件1966年出土于燕下都遗址的青铜文物,是河北省博物院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也是河北省18件国宝级文物之一。它通高74.5厘米,宽36.8厘米,兽首衔环形,兽首上部正中站立凤鸟,两侧盘绕长龙,因此被命名为“透雕龙凤纹铜铺首”,是中国目前所见的最大铜铺首。

  透过这个形体巨大、雕饰华美的燕国宫殿门环,燕国曾经的辉煌和发达尽显无疑。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提起燕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燕太子丹送别荆轲的故事。而燕太子丹送别荆轲的地方,就在今燕下都遗址的城门外。

  两千多年来,被秦灭国摧毁后的燕下都遗址一直静静地躺在易水之畔。直到上世纪30年代起,随着人们对燕下都的考古步步深入,一座气势恢宏的战国都城才被逐渐还原。2001年,燕下都遗址发掘入选“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

  郸,指山的尽头。顾名思义,建城史可以上溯到3000多年前的邯郸,同样是太行山山前平原这条神奇走廊上一个重要的节点。

  直到今天,遗址周围还保留着高达数米、蜿蜒起伏的夯土城墙,内部是布局严整、星罗棋布的建筑基台,四周有多处城门遗迹。

  “赵王城建于公元前386年赵国迁都邯郸前后,是我国保存最为完好的战国古城址。”邯郸市博物馆原馆长郝良真告诉记者,当时的邯郸城由“赵王城”(宫城)和“大北城”(居民城、郭城)两部分组成,总面积近19平方公里。其中,仅“大北城”的面积就达到15平方公里——这比1970年的邯郸城区面积还大。

  更加神奇的是,2000多年过去,如今的邯郸市区范围,几乎和战国时期的邯郸故城基本重合。即便放眼世界,像邯郸这样2000多年主城区未变化过的城市也极为罕见。

  2019年1月,就在中山靖王刘胜金缕玉衣和众多珍宝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同时,6集历史纪录片《中山国》在央视开始第三次播出。

  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这部全景式反映古中山国历史的纪录片在央视的两轮连播中,已斩获了超过两亿的收视。

  但纪录片讲述的这个中山国,与因满城汉墓考古发掘而揭开神秘面纱的汉代中山国,虽然都位于河北这条神奇的太行山山前走廊上,却并不是一回事。

  燕赵,河北的别称,因战国时期的燕国和赵国而得名。但在战国时期,在今天石家庄一带的这片土地,曾有80余年的时间,既不属于燕,也不属于赵,而是属于一个名为中山的神秘国度。为了与汉代的中山国相区别,考古学家称之为“古中山国”。

  虽然名为“灵寿故城”,但这座南北长约4.5公里、东西宽约4公里的古城,其主体部分却并不在今天的灵寿县,而是位于紧临灵寿的平山县上三汲乡。

  这里,距离海拔1055米的太行山平山段著名山峰天桂山直线公里,距太行山脚下的西柏坡直线公里,遗址西北两座从平原上拔地而起的小山头,犹如两扇大门,严密守护着曾有“战国第八强国”之称的古中山国都城,也使其山前平原古城的地理特征尤为凸显。

  古中山国考古先后出土文物两万余件,这里面,不仅有河北博物院“十大镇馆之宝”中的三件,还包括中国最早的刻石——守丘刻石,世界最早有方向、有比例的铜版建筑平面图中山王兆域铜版图,中国出土最早的实物酒等一系列奇丽的瑰宝。

  神奇的太行山山前平原走廊,为世人留下的,不仅仅是众多兴亡遗迹和奇珍异宝。

  沿这条神奇的走廊一路向南,在今天的临漳县城以西、距离太行山直线公里左右,就是邺城遗址。

  因铜雀台而为世人所熟知的邺城,曾经是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六朝古都”。

  如今,从曹魏到北齐的邺城遗址,地面仅遗存铜雀、金风、冰井三台的夯土台。而它留给后世最大的贡献,则在于它是我国第一座先规划、后建设的都城,并开创了宫城—皇城—都城“中轴线”的城市格局。

  曹操时代建成的邺都,全城贯穿中轴线、单一宫城居中、园林在宫城后布局,这种模式的都城规划,为以后历代都城所沿袭。隋唐时期的长安、洛阳城,北宋东京汴梁城,元明清时期的北京城,无论细部如何变化,邺城所开创的“中轴线”格局,被传承下来。同时,“邺城模式”,也为古代东亚地区日本、朝鲜半岛的早期都城规划所借鉴。

  位于河北山前平原最南端的邺城,从时代上讲,也是这条神奇廊道上涌现的最后一座河北古都。

  东汉之后,随着河北东部广阔冲积平原和海积平原的逐渐出露与成熟,城镇的兴起开始逐渐突破了山前平原的限制,文化特色也变得更加摇曳多姿。

  众多的文物古迹,出现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自然和人文背景各不相同。而当我们去探究广阔的河北大平原上众多文物的深层密码时,就不难发现,在它们千姿百态的呈现形式背后,往往有一种相通的底蕴和内涵——“平原基因”。

  巧合的是,这代表四种完全不同的古代工艺类型并保存至今的人间瑰宝,在拥有共同的平原文化基因的同时,又正好反映出了河北平原各地不同的地域特征。

  站在馆内,一座以20∶1的比例还原的赵州桥标准模型和大屏幕上对赵州桥造桥技术的讲解,让游人为之惊叹。

  等比例缩小的赵州桥模型、全息影像、考古发掘还原坑……这座面积不大、刚落成不久的展馆,用现代科技手段向游客展示着这座千古名桥的各种细节。

  走出赵州桥科技馆,赵辛线米,就是呈南北方向横跨洨河水面的赵州桥——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单孔敞肩石拱桥。

  关于赵州桥在人类桥梁建造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早已耳熟能详,但大家往往忽略了这背后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样一座堪称中国古代桥梁建造史里程碑式的桥梁,为什么会出现在赵县?

  有2500多年历史的赵县,同样位于太行山山前平原那条文明发祥的神奇走廊。千百年来,这条走廊,也一直是沟通南北的重要通道。

  公元589年,隋统一中国,结束了中国自西晋末年以来近300年的分裂局面。此时,位于太行山东麓走廊中段的赵州(今赵县),就成为沟通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从赵州出发,北上可抵重镇涿郡(今涿州),南下可达东都洛阳,交通十分繁忙。

  洨河,发源于石家庄西部鹿泉山区,自西向东流经栾城、赵县、宁晋,与沙河交汇后入滏阳河,并最终经子牙河汇入海河。

  如今,由于降水量减少,洨河大部分河段常年处于枯水状态。但在1400多年前的隋朝,洨河却以汛期水势浩大而闻名。

  当时,赵县一带气候温凉偏干,但夏季暴雨较多,每到汛期,洨河水量很大,河流最宽处达几十米,甚至形成洪涝灾害。

  因此,在洨河上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桥梁,就成为太行山东麓走廊恢复畅通的关键。

  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赵州桥开始建设,李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提出了独具匠心的设计方案。

  首先,为了跨越宽阔的洨河,桥身必须要长——如今,赵州桥实际桥长50.82米。

  按照中国古代传统建筑方法,比较长的桥梁往往采用多孔形式,这样每孔的跨度小、坡度平缓,便于修建。但是多孔桥不利于舟船航行,也妨碍洪水宣泄;桥墩长期受水流冲击、侵蚀,天长日久容易塌毁。因此,李春在设计大桥的时候,采取了单孔长跨的形式,河心不立桥墩,使石拱跨径长达37米之多。

  李春还创造性地把以往桥梁建筑中采用的实肩拱改为敞肩拱,即在大拱两端各设两个小拱,以增加泄洪能力,减轻洪水季节由于水量增加而产生的洪水对桥的冲击力。

  山前平原多暴雨洪水的特性,孕育出了与埃及金字塔、巴拿马运河等一道跻身世界“十二大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之列的赵州桥。赵州桥向东250余公里,在一片比太行山山前平原年轻得多的海积平原上,则催生出了另一件古代工艺精品——沧州铁狮子。

  位于今沧州市东南约16公里的沧州铁狮子,身高3.8米,通长6.5米,身躯宽达3.17米,体重约30吨。这座铸造于后周广顺三年(953年)的铁狮子,是我国现存年代最久远、体积最庞大、形态最精美的铸铁艺术珍品。

  长期以来,关于铁狮子的来源,民间一直流传着多种说法:有人说是后周世宗北伐契丹时,为镇城而铸造;有人认为铁狮位于沧州开元寺前,腹内有经文且背负莲花宝座,所以是文殊菩萨的坐骑……

  近几十年来,专家们经过考证,认为镇海的传说,应该更为接近历史真实:古时沧州一带滨海,海水经常泛滥,民不聊生,当地人为清除水患,集资请山东铸造师李云铸铁狮以镇遏海啸水患,并取名“镇海吼”。

  人们不禁疑惑:这个号称“镇海吼”的庞然大物,为什么会建在东距海岸线还有百里之遥的地方?

  “沧州所处的东部滨海平原,主要由入海河流的三角洲相互堆积而成,形成时间最晚,受海患影响较大。”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原主任、研究员吴忱解释。在铁狮子铸造的后周时期,沧州东部的海岸线位置已与今天差别不大,但在当时,海患依然时常困扰着沧州地区的百姓。

  据史料记载,唐元和八年(813年),“渤海岸海水大浸至沧州,邑民遇难众多,幸存者远逃他乡谋生”。这里所说的“渤海岸海水大浸至沧州”,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海啸。

  这次灾难发生100多年后,一座代表了当时铸铁工艺最高水平的铁狮子,出现在沧州旧城之内。如今,海患已经渐渐远离了这片土地,铁狮子却依旧伫立,守望着远方的沧海。

  一直在这片大平原上默默守望的,还有素有“中华第一塔”之称的定州开元寺塔。

  始建于公元1001年的开元寺塔,作为中国最高大的砖木结构古塔,将通高83.7米的高度纪录保持了近千年——直到1934年,高83.8米的亚洲第一高楼上海国际饭店落成,才将开元寺塔保持的纪录提高了0.1米。

  定州,地势平坦,四通八达,“西临云代,东衔沧海,北居幽燕之咽喉,南通中原之肩背”。北宋前期的定州,正处于经济发达、人文荟萃的时期。

  据文献记载,北宋初年,定州开元寺僧会能往西天竺(印度)取经,得佛教中传说的舍利子而回。咸平四年(1001年),宋真宗下诏,命在定州开元寺内建塔纪念,到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建成此塔。

  这座因佛教意义出现、耗时半个多世纪建成的高塔,却由于所处的特殊历史时代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很快就被赋予了更多的军事意义。

  开元寺塔建成之时,正值宋辽对峙时期。当时,定州处于宋军驻守的前沿位置,宋王朝为了防御契丹,常利用此塔瞭望敌情——可以想见,在少有高层建筑的农耕时代,登上相当于今天20多层高楼的开元寺塔,远眺主要以骑兵突进形式来犯的敌情,对无险可凭的定州乃至定州背后的河北大平原,曾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如今,河北省现存各类古塔230多座,不仅类型丰富,而且不乏像定州开元寺塔这样具有很高的文物和艺术价值的精品。

  而要说精美古塔的分布密度,古城正定首屈一指。凌霄塔、须弥塔、华塔、澄灵塔,一个小小的县城,却同时拥有四座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塔,这在全国都十分罕见。

  1933年4月16日,天将傍晚,经过近8个小时的颠簸和不断缓行、临时停靠,由前门西站发车的平汉列车,终于在正定火车站停了下来。一个走路有点跛脚的年轻知识分子,带着一个学生和一个随从,下了车。

  正定隆兴寺,原名龙兴寺,俗称“大佛寺”。这一俗称,正是取自寺内的大悲阁内的千手千眼铜菩萨像。

  这尊佛像,曾让见多识广的梁思成都惊叹不已。在那个相关资讯和信息尚不发达的年代,梁思成只能凭着印象推测——“这大概是中国最大的铜佛像”。

  而在今天,我们已经确知,这尊菩萨像,就是世界上现存最高大的千手千眼铜菩萨像。

  大悲阁内,高22米的千手千眼铜菩萨像,引起了一波又一波游客的围观和惊叹。

  在这片土地上伫立了千年的这尊铜菩萨像,已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同类造像,但,对古城正定而言,它却是“再版”。

  宋开宝二年(969年),赵匡胤率二十万大军北伐北汉,出师未捷不得已退兵驻跸镇州(今正定),听说此地大悲寺内的铜铸千手观音久负盛名,便前往瞻礼。谁知原来的铜佛历经契丹战火和后周世宗毁佛,已经毁损,仅剩一尊泥像,于是赵匡胤下令于城内另选大寺院重铸金身,始建于隋朝的龙兴寺就成为这尊铜铸观音的新址。

  河北省博物院北院区7号、8号展厅,显得比平常热闹很多,《敦煌不再遥远——走进河北》数字化展览在此展出。

  穿过精心布展的7号展厅,进入8号展厅,一幅占据了整面墙壁的巨大壁画赫然呈现在观众眼前——这幅按原比例复制的敦煌莫高窟第61窟西壁上的《五台山图》,显然就是为河北观众“度身定制”的一件特殊展品。

  五台山图高3.42米、宽13.45米,这幅巨大的山水人物壁画,将五代时期自镇州(今正定)经五台山至太原的数百里山川、城镇、寺院、桥梁、亭台塔阁、草庐店铺及人物活动场景尽绘其中。壁画右下角的镇州城,四周建有高大的城墙,城正中为衙署,衙署东南方有一座三层方塔,城西的大悲阁也清晰可见——那,正是“初版菩萨”当年所在的位置。

  正定,和定州一样,位于太行山山前平原与洪冲积平原衔接的部分。在农耕时代,这里既拥有山前平原土壤肥沃的优点,又拥有洪冲积平原广阔的开发腹地,加上地理位置四通八达,建城2700多年来,一直是华北平原上的重要城市,曾与北京、保定并称“北方三雄镇”。

  源远流长的历史,给正定留下了风格独特的名胜古迹,古城内佛刹林立,完整保存的晚唐、五代、宋、金、元、明、清等朝代的古建体系,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博物馆”。

  文化名人余秋雨在寻访正定古迹后曾这样写道:“正定的历史文化积淀具有千古之美,令我震惊,让我找到了中国最兴盛时期带有神秘色彩的文化信号,也找到了中华文明最辉煌时期的图谱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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